在中关村第一批非公有制企业家里，段永基颇为与众不同。作为四通的人，他不单单是四通的创业者之一，也是四通发展的传承者。他思想深远，而且行动果断，敢于先尝先试、能发现新的增长点、勇于带领企业在经营、管理上迈向全新的领域。虽然他的每次尝试与突破，获得的不一定都是赞美。

  段永基不只是一个企业家，他的影响力和涉猎范围还应该包括资本运作等多个角度。可以说，段永基对中关村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村长、企业家、战略家、思想家、老贼、赌徒只有把所有的外界评价综合起来，或许才有可能还原出一个真正的段永基。

  采访段永基，要做到只有一点：真实地问你想知道的，因为他不是一个能被客套的寒暄、特意的周旋带跑的人。

  段永基，甘肃人，个子不高，眼睛不大，但眼神闪烁，气足声高。他说自己最大的特点是能吃苦。当记者称他眼光准确时，他说：“那是你高抬了我，我到四通来，判断不正确的时候也很多。但不管怎样我会一直往前走。”说这话的时候，他嘴角边又浮现出那种朴实、坦白却意味深长的笑意。

  段永基与四通的关系，经过了一条从暗到明，从若即若离到完全投入的过程。促成这个过程，并非全是段本人的意志，他说：“我是被逼上四通的。”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的段永基进了航天部621所研究室，并当上了研究室副主任。621研究所是航空部里最大的一个研究机构，段永基所在的研究室里，工程师职称以上的就有80多个。当时的情况是人多任务少，同时经费匮乏，上班除了看报纸喝茶外，就是去打排球打羽毛球，上午一小时下午一小时。生命似乎就要在这种状态中度过。

  1984年4月，段永基参加了一个老同学聚会。一位后来在中关村先锋集团任职的老同学告诉他：“我们几个人准备做一个公司，你应该来参加。”这个公司就是四通。5月初，段永基参加了他们的一个见面会，第一次认识了四通最早的那批创业人员。刚开始，尽管四通的人一个劲儿地拉他加入，段永基并不想离开研究室,“因为我是航空部一个研究室的副主任，负责室里的日常事务。我总有一个感觉：把他们丢下，自己离开了去干别的，不好。所以，我当时的思路是带着研究室的人和四通合作，搞点事情。”

  当时的研究所是个清水衙门，知识分子穷得叮当响。一万多号人的研究所就一个供销合作社，时间长了，这些知识分子就难免和供销合作社的职工们产生点小摩擦。为了整治这些知识分子，合作社的职工们就故意赶在研究所下班前半个小时关门让你们买不着东西。为了能买到生活必需品，段永基的那些同事们只好在中午的时候去排队。于是合作社前每到中午，就能看到一条长队。尤其是夏天，知识分子们为了买上两毛钱的鲜肉，能排出一公里长的队。看着那些高级工程师，顶着夏天的炎炎烈日，一头大汗地排队，就为了买一两毛钱的肉，段永基很感慨，“都是没钱闹的，要是能多赚点钱，不就不用大家挤在一个供销社买东西了吗？”可是，上哪儿找多赚钱的渠道呢？

  段永基的专业是化工材料，他就在这上头开始琢磨。当时，他有很多同学在东方化工厂、胜利化工厂当厂长、副厂长，厂里需要用很多催化剂，留下不少废料。他想，这废料不是可以用来提炼一些贵重金属吗？于是他就用一卡车两块钱的价格买下来，在业余时间从中提炼白金、黄金和白银等贵重金属，卖出来的钱，除上缴所里外，提取5％作为大家的奖金，改善一下大家的生活。所里不可以办企业，段永基就在四通下面设立一个账号，搞了一个四通蓝天涂镀渗新技术公司，利用四通的机制挣钱。这个做法得到了全研究室的欢迎，因为大家的奖金上升到全所最高。段永基一看此路能通，兴奋地对研究室的同志说起了自己的计划：“我们今年挣点钱买冰箱，明年挣点钱买电视机，后年再买洗衣机”在当时极左思想尚未完全被清除的环境下，这种憧憬难免被带上“福利主义”的大帽子。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所里开职工大会，每个研究室选职工代表，段永基也被选为所在研究室的代表。但所里说不行，认为段永基这个人“政治不合格，搞福利主义，不能当职工代表！”段永基觉得这说不通啊，因为他当研究室副主任，是三机部党委经过政治考核的。“现在凭什么说我不能当职工代表？”于是段永基和当时的一些领导就僵在那儿了。

  后来有人出面做工作，要段永基干脆让一步，因为当时四通的人也搞了些小诀窍，悄悄地给了段永基一个副总经理兼实业经理的头衔，这事也让所里调查了好久，“段永基有二心”一时成为他的罪名之一。做工作的人说：“四通不是让你去吗？你就去呗。”1985年，辞去公职的段永基就这样，“此处不留爷，爷去找四通”地被逼上了四通。

  刚到四通的段永基，曾在四通的多个领域里发挥着作用。在一本名为《中国的新革命》的书中，作者如是写道：“他的角色非常模糊。他有时候管销售，有时候管生产，有时候在和日本人的合作中担当重要角色。”

  1986年四通推出了MS－2401文字处理机，作为副总经理兼OA部部长的段永基则负责研发、生产和销售。这台文字处理机最终累计销售了30万台，在高峰时期，占了四通全部收入的70%和利润的80%。在文字处理机热销的推动下，四通集团1986年营业额为1亿元，1988年达到10亿元，成为无可置疑的中国头号民营科技企业。在1988年前后，四通内部已经有了许多不正常的苗头，比如某个公司领导人的一家子居然占据了公司多个高层要职。当时董事会研究出来的事情，只要过个夜，就会出现变更，因为这家人中有反对意见。“到了1989年，四通的董事会就开不成了。”

  段永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四通到底是要做企业界的秦始皇，还是华盛顿？”意思就是，四通到底是要搞一个家天下的家族企业，还是要做一个现代体制的高新技术企业？为了安抚四通创业人员的情绪，当时四通的领导层内部开始试着进行“良性分割”。分割方案出来后，大家发现，时任四通公司领导人一家占有了公司七成以上的股份，家天下还是家天下，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于是大家一致反对，此事最终也不了了之。到了1989年初夏，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袭来，一时间，四通公司群龙无首、前途不明。这个时候，自认“从不怕事”的段永基做了一个清醒的决定。

  事后有一位作者如是描写了当时的情况：“他在6月5日直奔天津，他往那里运送公司的2401打字机。两天内他奔波于京津之间的公路上，共运去了2000台打字机。他相信，不管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2401终究是2401，不会没人要，所以打算存放在四通之外安全的地点，在四通受到冲击的时候，利用在外面的销售，养活公司那些嗷嗷待哺的员工。”

  办完了这件事之后，段永基接到了日本三井公司的电线日，他受邀到了香港。三井公司明确地建议他去国外。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回北京，回中关村，回四通。理由和当年他不愿意离开621所一样，因为“四通还有2000多员工，我是公司的副总，不能把他们丢下。我得负这个责任。”那一段时间里，段永基度过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奇怪的办公生活：晚上接受侦讯，白天回到公司主掌局面。当旁人问候他情况如何的时候，他总是笑着说：“很好，很好啊！”这位能吃苦的西北人，展现了他过人的意志力和承受力。

  段永基保存下来的那批“2401”起了关键的作用：在公司最需要资金度过难关的时候，他拿出了这批产品，变成了现金，发了员工的工资。段永基在危难时刻没有撇下公司，没有撇下他的2000多位同事，而且确实做到了力挽狂澜，拯救公司，因此获得了四通员工的人心。1991年段永基出任四通总裁，全面主持相关工作，四通开始进入“段永基时代”。

  从逼上四通，到留在四通，段永基靠的是什么？一个是他的某种本能：总能够在风浪尚未来临前，找到合适正确的应对方式；另一个，则是他对事业对伙伴的那种责任感。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四通如日中天，是中关村的“一哥”。当时四通旗下子公司有28家之多，鼎盛时期的四通一家公司的纳税额就达到三四亿元，一度占到整个中关村所有公司纳税总和的60％以上。但是段永基却清醒地看到了“盈不可久”。他提出了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的一个理论：二次创业。在今天，“二次创业”是一个很熟的词，但在1991年就大不一样。因为当时的中国民营企业大多才开始第一次创业，作为中关村旗帜之一的四通已经创业7年，而且已经达到了一个民营公司发展中史无前例的高峰。

  段永基提出这个观点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当时的MS系列文字处理机虽然一直畅销，进入90年代后最初销量进一步上升，但是高峰期过后，已经显现出拐点。1995年全年仅售出4000台。段永基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四通必须有新的突破，提出了二次创业的方向“四化”，即股份化、集团化、产业化、国际化。这是中国民营企业最早的呐喊，也是今天中国民营企业的必由之路。在这条路上，段永基有得有失。 其中在股份化上，段永基写下了领导四通时，最为得意的一笔，或许也是他个人职业生涯中，最值得铭记的所得之一。

  1993年8月，四通整合旗下骨干企业，成立四通电子（在香港上市，一共发行了1.5亿股股票，每股发行价格1.26元港币。段永基事后总结：“最成功的一步是四通在香港的上市。联想比我们晚一年多，方正比我们晚两年多。”而迈出这一步，也是经过了各种“斗智斗勇”。

  当时公司上市需要有北京市政府、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证监委甚至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批准。为了得到国家证监会的批准，段永基请时任北京市市长的李其炎出面与国家证监会负责人商谈，会议地点在北京饭店贵宾楼十楼，段永基不好出面，就在二楼等待消息。李其炎市长在得到国家证监会负责人的首肯后，通知他上来参加会谈，国家证监会的负责人看到段永基兴冲冲地跑上来后，恍然大悟，指着他说：“今天的事，原来是你老段主谋的啊！”好不容易方方面面的批准都下来后，正要上市前，突然有人进行了一个实名举报，直指四通倒卖外汇，偷税漏税个个都是违法乱纪的大问题。

  为此，段永基连夜飞到香港，接受香港交易所众多官员的“调查审问”。结果段永基在屋里关了两个小时，对举报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段永基在屋里，小心应对，而此时屋外的同行者，却是被惊得出了好几身冷汗。最后，相关部门终于相信了段永基的解释，四通因此冲破最后一关，成功上市。今天回过头来看，上市对四通，当然也包括同时期上市的方正、联想的意义非常大。

  “当时有人说四通的上市，一下子搞到了几个亿，但是从历史上看，其意义并不仅仅是搞到了这些钱。”段永基认为上市带来的更大好处是规范了公司治理结构，约束了经理人行为，打通了四通与国际资本市场对接的通道，这使四通等老牌中关村企业同那些竞争者区分开来。

  据说上市前，毕马威的会计师到四通来调查资产，连一叠纸都要一张张数好了计数；四通在四季青有处房产面积几万平方米，会计师不仅亲手用皮尺量，还要段永基出示证明，“证明这是四通的房产”。而四通是集体企业，国家规定，集体企业的财产归集体所有，结果段永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找到了相关的规定，毕马威的会计师这才认可。

  四通的上市也给中关村的民营企业带来了一种新的概念：原来民营企业也可以通过一个叫上市的过程，让自己脱胎换骨，提升层次，实现资产的证券化。

  段永基还提出了一个口号：“与巨人同行”。1992年同志南巡讲话后，海外对中国市场的投资意愿迅速上升，但是此时，相关企业对中国的市场环境仍然缺乏了解，需要合适的合作伙伴。四通得以参与到众多项目中，他用“瘸子背瞎子”的理论逐个征服了这些世界公司的大佬，先后与康柏（合资生产PC）、富士通（打印机）、三菱（芯片）、欧姆龙（收款机）、TRW（系统集成）、松下（照明）和三井（综合）等企业合作，组成生产型公司。四通大部分合作项目的回报很高，这一时期，四通一共成立了50余家独资、合资联营企业，并拥有4个海外分支机构，势能和影响获得很大提升。

  虽然段永基强调自己到了四通后，“不准确的选择也有很多”。但是从1992年开始，他带领四通先后进军的激光照排、金税工程、电子政务及信息产业、照明电气、工控、票据打印机、图文、半导体芯片，以及系统集成等领域，都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一个个大有可为的领域。而在外界看来，段永基的眼光是正确的，没有做成，原因有很多。有媒体如是分析：“从段永基的理论上来看，可能他意识中著名的先烈论是个主要原因：要做企业要有超前意识，但最好只超前半步，这样容易成功，超前太多，反而容易从先驱变成先烈。”

  虽然段永基错过了很多次可能闯出一片新天地的机会，但是有一个领域，却终于让段永基看到了成功的花朵那就是投资新浪，率先上网。

  对于新浪搞互联网门户，段永基直言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因为他当时投资王志东的时候，还是想做软件。之前王志东先后在北大方正和新天地工作，工作内容一直围绕视窗中文环境。1995年针对微软推出Windows 95操作系统，四通利方推出RichWin，即中文外挂平台系列软件，业务开始进入轨道。但是1996年的一个晚上12点钟的约见，却让四通利方有了一个新的尝试，成为了中国最早接触互联网的软件公司。

  汪延对段永基的印象是：没想到国内还有在晚上12点约见别人的老总，不简单！见面的结果是段永基想把汪延留下来。而当时还在法国的汪延提了个要求：如果四通利方设立一个互联网部门，他就会留下来。因为汪延在留学期间接触了互联网，他认为这是一个大有前途的领域。为了留住这个人才，段永基决定给汪延五万块钱，让他自己成立一个部门去做互联网，“当时四通利方90%的资源都给王志东去开发一个跨系统的平台。”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段永基从一个跳糟到微软的老四通员工那儿听说了微软的操作系统里正在组织外文内码，Windows NT 里边已经有中文的内码了，因此，当时四通利方的跨系统平台工作失去了任何意义。

  回国后，段永基立即召开董事会，决定改变四通利方的发展方向，把互联网作为公司的发展重点，“1998年法国世界杯，汪延带着新浪网大出风头，于是新浪的发展方向就这样定下来了。”在他看来，新浪的成功不仅仅是确定了以新闻内容为主的发展方向，更多的是在上市融资上，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互联网门户网站发展的“新浪小道”。“它创造了新浪神话，因为在当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还没有明确地展现自己的赢利能力的时候，只有在美国的资本市场，才有可能找到让这些摇篮中的互联网企业生存下去的营养补充。”在当时，中国的互联网政策尚不清晰，对境内互联网公司海外上市，更是属于政策空白。这令许多计划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网络公司，都不能越雷池一步。新浪的上市是一个一波三折的故事，其中包括了两次上市过程。

  第一次是强行上市。契机来源于某天段永基突然接到国家领导人要来新浪视察工作的通知。这个消息让他精神一振，他当即想到的是，苦于政策限制，在上市路上左冲右突都突破无门的新浪是不是可以借用这个事件，来冲出一道口子？虽然有点冒险，但也是一个不得已的法子。在布置好一切事情之后，段永基到香港出差了去了。没想到的是，一到香港，他就接到一个电话，被通知视察取消，原因是新浪网的论坛上发现了一个攻击政府领导人的帖子。虽然新浪很快就删除了这个帖子，但是此事依然被海外媒体报道出去了。

  强行上市之路行不通。段永基只能采取第二条路。从1999年9月开始，新浪开始和信息产业部沟通，段永基和汪延、王志东开始了对政府主管部门领导的“攻关”工作。

  当年9月底，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的在一次讲话中认定，互联网内容服务（ICP）为电信增值服务，根据中国的政策法规，这块不许外资进入。当时的新浪股东中已经拥有外资股东。和信息产业部沟通的结果，认为新浪当前的股权结构是违规的，需要重组剥离，希望新浪能配合进行一些重组工作，这终于算是给新浪上市开了一道缝。

  当时，汪王二人动用关系，请了当时一位极为了解电信管理政策的干部，为他们撰写了一份有关新浪网上市的重组方案，这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协议控制”模式（也称“新浪模式”）。“他们向我保证在第二天8点以前送达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的的办公桌上，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我来做了。”

  段永基在第二天早上，掐准了时间，给部长打了一个电话。一方面是新浪提供的方案符合当时中国有关互联网公司上市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是段永基巧妙借用了与的老关系紧盯不舍，新浪的上市报告最终顺利地过了信息产业部这一关，上市开始进入倒计时阶段。

  但是在中国证监会那儿，段永基遇上了个槛儿：当时中国证监会拦住了新浪的上市申请。段永基听到这个消息后，急火冲天地跑到证监会，他想不出来哪个环节会出问题。后来才知道，原来中国证监会想的是，能不能通过拦住新浪的方式，让信息产业部多批几家后再一起上。“但我们等不起啊，资本市场的情况瞬息万变。”段永基急归急，但头脑依然保持着清醒，他换了个角度游说证监会：“为什么要用拦我们来换取更多的互联网公司上市呢，你放我过去，把新浪当榜样，不也是有利于其他网站照样行事吗？”

  段永基的话最后起了作用，证监会一想有理，于是就挥手放行了。于是，新浪迈入了资本市场，开始了它成长为国内第一门户网站的发展历程。新浪的上市方案得到信息产业部的认可，也彻底打通了互联网企业境外上市的政策障碍。

  段永基说：“如果没有新浪在中国互联网产业诞生和发展壮大的初级阶段，开避了一条新浪小道，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发展之路没有这么快。如果说四通的上市，是在实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结合上开了一个头的话，那么新浪的上市是让人们看到了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发展壮大的巨大助推作用。”

  1999年，段永基成为北京市政府的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由民企老板去担当国企老总，这在中国企业界是难得的特例之一。在2002年，段永基又出任了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理事长。对于中关村及中关村民营企业的发展，段永基显然有了更多更深远的感触与思考。在他看来，中关村民营企业发展前景的决定性因素，还在于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创业环境。

  “过去，我们一直在想到底中关村应该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中关村应该是向国家要政策，还是要其他的硬件？现在看，应该要更多的政策环境。高新技术产业很多是拿钱堆出来的，钱从哪来？从资本市场上来，所以你中关村必须要有一个三板；园区一定要有软环境，一定要有金融支持，要有退出平台。我过去是当运动员的，知道当运动员第一要素就是会吐气，要会把气吐干净了，你才有可能更多地吸入氧气。”

  为了营造民营企业更好的发展环境，2007年以来，段永基利用政协委员的身份多次向中央递交提案、在会上发言，提出资源配置市场化，打破行政垄断。他在与国家最高领导的座谈会上，还明确提出：“市场经济不单是指所有的社会产品要市场化，更重要的是各种生产资源、各种生产要素的分配，也要市场化，否则这个市场经济体制就很不完善。”针对要素市场对民营企业的不公平待遇，他在给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报告中，尖锐地提出：“在国家经济建设的战场上，如果说国营企业是八路军，那么民营企业就应当是新四军，而决不能把民企当成忠义救国军，只给番号，不给弹药和粮草！”针对政法系统处理民企经济犯罪问题，他又向领导坦诚进言：“大多数经济犯罪与刑事犯罪不同，即它对社会不会形成即时危害，所以，建议在处理经济犯罪的时候，要注意企业的正常经营，具体来说，在未定罪之前，尽量对嫌犯不采取拘捕的办法，给他一定限度的空间，让他有机会处理公司的业务，就像香港处理黄××罪案一样。我们追求的结果，是既不让罪犯逃脱惩处，又使企业能正常经营。”

  段永基是运动员出身，搞长跑的他显然知道做一个领跑者有多么难。但他依然成为了中关村民营企业发展之路上的领跑者。

  而对于失误、失利和低迷，他亦经常反思：“选择项目，抓住机遇，四通有这个能力，四通的特点就是给你搭舞台，你能翻多大跟斗，就给你铺多大的垫子，就是不给你约束，所以在四通里，你发挥个性是没有问题的，但必然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执行力上可能更欠缺一些，这个东西是如影相随的，有一优点必然有一缺点。像联想，这个公司的控制力很强，但是也有一些机会没有抓住，但他们紧紧抓住了电脑，就做大了。”

  段永基很享受四通给他的那种开放和创新环境，比如他当年从621所出来参加四通，是要冒着被开除党籍的风险的。但是当时海淀区委的领导说，因为加入四通而丢掉党籍，来四通后重新发展入党，党龄连续计算。这就是一种创新意识，不拘一格。

  或许是这种环境，给了段永基思想火花绽放的空间吧。当记者拿出：企业家、战略家、思想家抑或是资本运作家等几个头衔让他自领一个时，他大笑，并坦言不管哪个都不是，“因为我哪个都不够家。”在段永基看来，“你说你是企业家，真正能在规模上和国外企业相比的，都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规模，都够不上世界级。企业总得用业绩说话，有多少世界市场份额，第二个，不能全凭份额多，当加工厂啊，你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技术有什么，哪怕只有一个呢。但是中关村的民营企业够得上这两个硬指标的几乎没有，所以我不够企业家，至于其他的家就更不算了。”

  段永基最后给自己下了一个定评，一个“年纪偏大的创业者”，虽然年纪偏大但热情不减或许这个评价才是最准确的，因为我们至今依然能够看到，段永基忙碌于各类与中关村的发展、中国的民营科技公司发展有关的场合中。工作、尝试、付出、总结，不断地探索并批判地看待自己过去的一切，可能是段永基能超脱成败、一直前行的主要动力所在，诚如他对自我的评价：“不怕事儿，不怕担责任，是事儿，我就敢承担。同时锐意创新，不怕尝试新鲜事物，有的人是没见过的绝对不吃，没吃过的绝对不尝。我不一样，到一个新地方，我总是愿意尝尝当地的新鲜东西。而且我从不怕挫折和失败，挫折和失败不是末日，丧失自信放弃努力才是末日。一个人和企业，不可能永远顺利的，如何面对失败，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这其中没什么技术含量，也不涉及什么理论修养，需要的是一种精神。”